逃离旧金山，奔向波士顿？波士顿正取代硅谷成为生物科技新巅峰？
“波士顿正在取代硅谷成为生物科技的新巅峰”。近两三年，波士顿与旧金山到底谁是“创新第一城”的比较在业界吵得热火朝天。这两座美国科技创新城的样本比较，倒为理想创新城的创建提供了难得的窗口。从旧金山机场打车驶上高速，能看到远处山谷上竖着的三行大字——“南旧金山科技城”，当地人会告诉你，“欢迎你，你已经在硅谷了！”
硅谷早已不再是当年斯坦福大学教授费德里克·特曼在学校里辟出的一块没用的空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在近些年，硅谷的扩张势头迅越来越猛，以至于而今许多游客要来去硅谷朝圣，但往往会“连门都摸不到”——硅谷可不是一条街，不是一座城，而是整个大湾区，身处其中，竟让人浑然不知。
硅谷在地域上的大规模扩张，与波士顿的超级紧密型科研模式正形成强烈反差，两地在科技创新实力上的较劲在这两年也也正越咬越紧。
“后脑勺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不管湾区人对“波士顿崛起之说”有多么嗤之以鼻，科技专栏的犀利笔头源自对产业界的观察。一些敏锐的科技创新创公司已经开始搬着小板凳前往波士顿。
可以说，旧金山在很多领域都习惯了当第一，“全球最宜居城市”、运动战绩傲人（旧金山49人队5次夺得“超级碗”冠军，就连斯坦福大学队也捧过“玫瑰碗”）。波士顿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大举进犯，着实让它很不好受。“加利福尼亚州人以烂漫出名，但当你们跟他们说生物制药的科创中心要搬到波士顿去了，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后脑勺竖起的头发！”一名硅谷的科技专栏作家者如此调侃。
不管湾区人对这样的说法有多么嗤之以鼻，科技专栏作家的犀利笔头源自对产业界的观察。一些敏锐的科技创新公司已经开始搬着小板凳动起来了。波士顿的生物产业集群正以加速度赶超硅谷，因为一些高科技公司争先恐后地入驻，包括谷歌、亚马逊、PayPal等都已扩张到波士顿。
一些加州的生物制药老总也已注意到了波士顿的崛起。南旧金山一家生物制药公司的CEO托尼·科尔和加州卫生机构湾区生物以及德勤事务所发起了一个工作组，拉来了许多科技公司的CEO、风险投资人、大学高管理层，这些人聚在走到一起围绕一个目标：促进更多高新生物技术的“头脑风暴”。
业内评论，托尼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发起人，这不仅因为他运行着一家炙手可热的生物科技公司，更因为他能给西部带来许多新鲜观点，因为他的大部分职业经历在东海岸。
托尼的工作组提示一个有趣的现象：难道，东西融合是一种趋势？这两地的创新模式到底有何异同？
“波村”更能办成事？
波士顿又称“波村”、“博士屯”，以形容它的小，高学历密集。据说，在这里科技青年换工作都不用重新找房子，连楼都不用换，只要换个楼层……人才与机构高度密集，被认为是此地“能办事”的要素。
早在2013年，业内就有声音称，“波士顿可能取代硅谷成为生物科技创新之巅”。当年7月，《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推出为期一个月的“创新集群”报告，开篇就是“奔向波士顿的超密集生物集群”一文。很多人说，这是同样身处波士顿的麻省理工毫不避嫌地给广大投资客发出招商信号。
毫无疑问，世界上最著名的创新集群是硅谷，它在计算机科技和生物技术领域已占据统治地位许多年。但最近，多种迹象显示，波士顿以及与它相邻的剑桥地区，尤其在坎德尔广场，靠近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大有赶超之、领先态势。
坎德尔广场可谓波士顿的“创新心脏”，它以密集的大型科研实验室闻名，著名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布洛德研究所就坐落于此。这个研究所汇聚了来自成员实验室的博士、博士后等各层次跨学科研究人员，专研各类尖端的生命科学问题。这大概是生物领域研究思考者密度最高的场所地方，汇聚了全球基因组学、神经科学、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科学家。今年诺奖呼声很高的华人科学家、34岁的张锋就是布洛德研究所最年轻的核心成员。
麻省理工一角
应该说，波士顿从不缺乏大型本土生物技术公司，比如健赞，不过，如同投资人让-弗朗西斯·福米拉说的，波士顿直到在2002年左右才开始加速发展，此时瑞士的制药公司决定把它的全球研发总部搬到波士顿/剑桥地区。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制药企业来了。强生在波士顿组建“创新中心”，希冀寻找全球创新的新亮点。
由于药品专利断崖式大量到期、新的化学药发现进入瓶颈，制药公司正步入艰难岁月，新药研发越来越难。生命科技传统创新模式的极限日益显露。在寻找新药的道路上，重要的改变就是从化学向生物转变，最激动人心的亮点是对人类基因的探研究。这正是在查尔斯河畔发生的一切，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哈佛的长木医学中心里发生的新变化。波士顿的在生物创新领域的赶超源自这绝佳的转型时机。
《麻省理工技术评论》分析，另一个波士顿能成为生物创新新集群的原因在于，这里是一个“能做成事”的地方。波士顿不乏大量投资公司，把新的科学吸引到一起，快速孵化并组建新创企业。这些小企业极具创新实力与活力，并可能被强生这样的巨头购买。
这一切还基于这里高度密集的生物人才。“我可以用惊人的速度组建一个团队。不像在硅谷，地方太大，大家散得太开了。”一名曾在波士顿的投资人这样说，在波士顿，为了一份新工作，科技青年们都不需要搬家，很多时候，人们甚至都不需要换一栋楼，就是搬到不同的楼层。高新科技公司的密集程度可见一斑。
波士顿又称“波村”、“博士屯”，以形容此地之小，高学历密集。人才与机构高度密集，被认为是此地“能办事”的重要因素。
从不毛之地到梦想之都
一个美国的后起之秀、发展洼地如何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之都？
加州绝不会坐以待毙。加州已公开提醒人们：它仍是全球最密集的高新生物医药企业所在地。根据普华永道的报告，硅谷的生物技术企业在2012年创造了10亿美金的财富，而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所在州）的所有企业加起来仅创造了8.6亿美金。直到近年，两地才大致进入肩并肩的态势。
毫无疑问，湾区是当下科技世界的中心，对软件工程师、荷包鼓鼓的金主、创新企业家，这里是梦想之都。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旧金山和圣何塞的公司吸引到的风投达226亿美金，尽管这些年很多地方嚷着要“赶超硅谷”，但数字面前，硅谷把竞争对手们都比成了矮子——波士顿（44亿美金）、纽约（42亿美金）。
很难说，到底是什么促成了硅谷的创新基因。斯坦福创新新秀斯坦德说，对硅谷探索“新新事物”的精神非常着迷。他的同学米勒称自己的世界观受到斯坦福“加速创新学者计划”极大的影响。这个计划里，他和另外11个斯坦福的博士生与硅谷的创业领袖一起工作。该项目鼓励最聪明的工程学者把知识应用到现实。
此类创新项目在斯坦福比比皆是。Instagram（2012年以10亿美元被脸书收购）的两位创始人凯文和麦克在2005年和2007年分别获得过曼菲尔德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为期9个月的工作学习项目，两人和硅谷的创业公司一起工作了一个夏天。这个项目是斯坦福工程学院的教授在1996年开创的，目的是让参与者意识到“一切皆有可能”。
不完全统计显示，斯坦福的技术授权部门给各类创业公司颁发过8000份技术授权，校方称，追根溯源，至少有5000家公司的创业者是斯坦福的教师或学生，包括雅虎、思科、领英等。
一个创新梦想之地，一座大学，如此紧紧捆绑在一起，这在创新世界里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这种模式也给如今新的创新地区提供发展思路。比如，美国东部的历史名城波士顿希望通过哈佛和麻省理工打造生物技术创新之都，中部工业老城匹兹堡希冀借助全美计算机工程的头把交椅——卡内基梅隆成为技术创新新秀。
这种后进生的逆袭桥段绝非天方夜谭，倒退60年，硅谷也是一块不毛之地。
离开斯坦福校园驱车10分钟不到到达爱迪生大街367号，一栋颇具南美风情的别墅。此地和周遭民宅没啥区别，唯一特别之处是侧门竖立的一块铭牌，上写：硅谷发祥地。当然，发祥地不是别墅，而是它的车库！
上世纪30年代，湾区有了不少好大学，但学生毕业后还是往东部跑——纽约、波士顿有更多好公司。斯坦福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很不高兴，他开始在校园里辟出一块空地，租给小型科技公司，并设立了一些项目鼓励学生发展风投。这个瞬间，被认为奠定了硅谷的基础，也改变了斯坦福大学的格局。
特曼后被尊称为“硅谷之父”，但在当时，他受到不少非议。大多数人认为商业活动有悖学术精神。特曼我行我素，他鼓励教授和学生不仅要在斯坦福进行学术研究，更要将学术转化为产品，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是最早响应特曼号召的斯坦福毕业生。1939年，他们在爱迪生大街367号别墅的狭窄车库里，创立了后来大名鼎鼎的惠普。他们发明的首个产品叫音频振荡器，迪斯尼是首批用户之一。
据此，车库传奇地成为硅谷的创业道具符号，车库文化在硅谷星火燎原。
上世纪70年代，乔布斯在他父母的车库里制造了第一台苹果电脑。此后，奥多比和谷歌延续了车库神话。有人形象地说，他们是在汽车配件和油罐子的围绕中，书写着富有天赋、但资金匮乏的年轻公司改变世界的传奇。
创新传奇鞭策后人“想更大”
加州悲壮而又疯狂的淘金热与移民史让这里的人天生就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但现实里，创新技术不可能存在于创业者自己的魔幻肥皂泡里，需要政策、环境、资金等支持，比如眼下高房价是波士顿和硅谷在挽留人才时需要的问题。
说来说去，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波士顿真能从硅谷这里抢到生命科学的皇冠？
有观点认为，波士顿的成功在于，它更多受到流行理念的影响，就是公司应该起步小而紧密，这对潜在的投资买手来说很有吸引力。客观地说，这是为了寻找出路的短期做法，却不是建造一个超级公司所要经历的。这个理念在当下的生物科技公司比较流行。但在西部，这个想法似乎还不盛行。
“有更多改变世界的理想在这里，人们在这里想得更大。”生物医药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西姆说，西海岸的伟大企业对在这里的企业家来说有一种策发创新的影响力。
“何况硅谷不止有生物医药，还有太多高科技的成功故事在此诞生。”一名加州的科技专栏作家称，加州悲壮而疯狂的淘金热与移民史让这里的人天生就相信一切皆有可能。这才有了真正的大型生物科技公司，安进、基因泰格在硅谷；谷歌、苹果、亚马逊、脸书、特斯拉，也都在硅谷……几乎每隔十年，就有一个划时代的创新在硅谷问世。
在美国国内，认为这一东一西的两个创新科技区各有优势与弊端，不妨互相借鉴。比如波士顿离华盛顿更近，这个地缘优势让它很容易“和官员勾脖子”，游说政策变化。
“创新技术不可能存在于生物科技大佬们自己的魔力肥皂泡里，还需要政策、环境、资金等支持。”有评论认为，辽阔的湾区眼下要解决的一是交通，人们要花30-45分钟见面开会实在麻烦；第二就是高房价，对年轻人来说要在硅谷买房挺困难。
目前，斯坦福大学周围形成了著名的三高区：全美最高学历集中地、最高房价区、最高档学区。这里2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43%拥有学士学位，而随着扎克伯格等亿万富豪创业者在这里置业，逐渐形成了高档创业者社区，房价飙升，当地人会津津乐道地告诉你某某房子又卖出上亿美金的天价。但这并不影响富豪们纷至沓来，他们看重这里的安静的社区环境、比邻斯坦福的优质学区，更重要的，这里的邻居非富即贵。
这是硅谷的优势，也是劣势。居高不下的房租已经阻碍了年轻创业者的脚步。有一种声音希望重振“车库文化”。要知道，休利特当年的惠普车库可是地板都没有，脚下踩的是裸露的土层。当时经济大萧条，当然休利特也比较钟爱自然环境，这使他可以接受住在一个比帐篷好不了多少的地方。
只是，现在的顶级富豪们，谁愿意出租车库，给明天的乔布斯？
波士顿也在经历同样的痛点。科技的发展助推了当地的房价，眼下每平方英尺的房租超过100美金，六七年间涨了3倍多。房屋中介莫里称，年轻的创业者都希望在创业集群的周边找房子，因为他们在寻找一切意外会见，可以随时随地地撞见关键人物，聊上几句，促成合作。
给达尔文式的革新一些耐心
在风投世界、科技世界，硅谷都还是老大，但不再是一家独大。
对硅谷而言，要面对的除了波士顿这些国内创新集群劲敌崛起，也有海外竞争者，其中包括亚洲的中国、印度。
中国这些年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步伐已引发美国科技创业与商业圈的关注。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中国的风投资本从2006年到2013年已连续7年占据约全球风险投资总量的9%，去年，更是攀升到18%，约为156亿美金。据此，中国超越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风投目的地，第一是美国。与此同时，印度吸引全球风投的份额也在提升，2014年吸引了52亿美金，是2013年的19亿美金的两倍还多。
“中国的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在成为亿万富豪后，正转型为投资人，他们为后来的创业者提供的不仅是资本，还有经验、人脉，以及更重要的无形鼓舞，为中国的创业梦正名。”《麻省理工技术评论》在一篇文章中援引一份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调查称，2005年该校仅4%的人创业，2013年，这个数字提升到12%，中国大学生正以马云、李彦宏、马化腾等人为榜样，敢于走上创业的道路。
显然，在风险投资的世界，还是科技世界，硅谷还是老大，但不再是一家独大。另外，我们可以期许创新的蛋糕越做越大，但也不要忘记，在这张全球投资不断增长的地图上，一些创新仍在挣扎，比如能源和医学产品等——这些创新往往需要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才能收获突破性成就。但是，希望快速获得投资回报的投资短视主义让这些创新往往得不到足够支持。
当然，这不仅仅是硅谷的问题，而是整个创新与投资世界的事。哈佛、麻省理工的学者们近期频繁咬着这个议题：今天的资助创新的机制是否真的可以培养出广泛的、有益于人类发展的各种新技术？而不仅仅是培养优步这样的汽车分享公司。
哈佛商学院拉马纳·纳达教授说，一个更好的投资系统最好是能资助一些达尔文式的革新技术，“每个新技术都如同一次变异，大部分将以失败告终，一些则会取得难以置信的成功，我们要为此发展一个新的投资生态。”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发布: 2015-12-04 作者: 来源: 文汇教育
